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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介化社会,信任可以传播吗——评《传播信任——转型期电视媒介公信力研究》

2023-03-29 16:12:01来源:人民网-新闻战线

原标题:媒介化社会,信任可以传播吗

失信,新媒体时代的狂潮

自从媒体诞生以来,公信力就作为基因伴随其演进发展。媒体公信力直接受到包括政府公信力在内的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影响,它的变化又是以社会语境为背景,被人们视为社会信用的感应器,受到公众、媒体从业人员和相关研究者的特别关注。当下,社会进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“媒体+”时代。媒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,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关键子系统——传感器,是社会大森林的“消息树”。

21世纪以来,随着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和新媒体浪潮的推波助澜,媒体的公信力问题日趋严重。近年来,在媒体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,虚假报道、广告欺诈、低俗之风现象层出不穷,使电视等主流媒体陷入信任危机中,也像病毒一样侵蚀社会机体。媒体公信力怎么了?影响媒体公信力的内部因素和社会因素分别有哪些?如何才能屏蔽乱象,更有效地发挥主阵地功能?

我国媒体公信力研究滞后于发展现实,而且多限于技术量化、媒介内部因素分析。媒体公信力这一概念本就具备非常宽泛且丰富的内涵,不仅媒介载体多样,而且涉及内容繁杂,常常令研究者难以找到着力点。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的《传播信任——转型期电视媒介公信力研究》一书,以电视为研究切入点,以电视新闻报道的公信力为主要研究对象,将其置于社会转型语境下,在分析媒体公信力的现状、未来趋势以及相应对策方面,都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创造力,尤其是重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影响电视公信力的社会因素,并将这些影响因子内生化,而不仅仅是把它们作为分析框架的给定常量。

该书以转型期的国情为探讨源头,选择了从政治、社会生态入手,着重探讨了电视媒介公信力降低的内、外部根源,较清晰地论述了媒体公信力发展的主要维度,着重于媒体公信力整体对策的构建,强化了传播理念和社会环境的支撑提升作用——即如何加强新闻专业主义,融合扩大传播力,全面构建社会信任体系。同时,以媒体公信力的演进反观社会转型中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,进而为社会信任体系的重新确立给出参照和方法支撑。同时,尝试在全球化语境下,在国际传播能力的博弈与角逐中,为讲好中国故事、科学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供启示。

媒体公信力,社会信任的最大基石

该书作者李其芳写了一句题记——“信任: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”。这是德国当代社会学系统科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尼古拉斯·卢曼一部著作的名字。显然,作者试图对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简单建构。

在西方经典传播理论中,媒体被认为是独立于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。立法权、行政权、司法权的运用都是严格法定,对它们强调的是约束而不是自由。而对第四种权力,则倡导的是自由而非约束。这说明四种权力的存在基础完全不同。即使在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,其行使权力的根本基础并非民意,而是制度——不管公众认不认,我都可以行使,哪怕合法地运用暴力的方式。

但是,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却没有这样的保护。当媒体获得充分自由的同时,也为自己戴上了枷锁。没有更多的约束,意味着在自己权力的清单上没有人给你做背书。作为大众传播媒介,你是否具有权力、能具备多大的权力,完全取决于赋权者——受众的态度。因此,所谓的第四种权力,是认为你有你才有的“软权力”。它是媒体可能具备的一种模糊属性,而不是某一家媒体一定具有的特定权力。这与前三种权力有本质的不同,即使乡镇一级政府,行政权也是具体而明晰的。如果媒体失去了公信力,不仅失去了权力,也失去了一切。一家受众根本不信任的媒体,它能怎样生存呢?

作者所要论述的,就是这样一种常识。很多媒体和媒体从业者,却把反常识的东西当成“常识”。

公信的反义并非失信,而是“私信”。私者,自己、个人的意思。典型的表述就是:“我不知道你信不信,反正我信。”我们知道,失实报道导致公众失信而对媒体造成的伤害属于公理,已无须证明。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说,媒体如果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信任,其实并不可怕,它还可以重建公信力。最可怕的是,媒体自认为是获得信任的,把“私信力”当作了公信力去打造,荒唐地以为只要取得某些特定人的喜欢,便获得了公众的信任。结果是,愈努力,离公众的信任愈远。

媒体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,在传者与受众构成的闭环中,从受众角度考量传播效果的,其形成的是公信力;而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,营造的只能是“私信力”。当然,媒体要获得公信力,远非仅仅做到客观、真实报道便能达到,这是一篇更大的文章。

媒体融合在科技的强力支撑、发展规律的创新引领下,潮流浩浩荡荡、不可阻挡。由此,我国的媒介化社会已经进入了更高层级的发展阶段,或可叫新型媒介化社会。在这个阶段,社会的信任可以科学、高效传播吗?媒体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得以扩张的最佳渠道,也是社会信任的最大基石。中央提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,科学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话语体系,是当下新闻传播界的首要命题。媒体既要保持战略定力,又要不断创新,加快推动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建设。

基于善的信仰,用秩序定义未来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闻舆论工作“极端重要”,是治国理政、定国安邦的大事。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,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,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、引导力、影响力、公信力。

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话语体系,首先就要切实提高新闻舆论的公信力。互联网和新媒体风起云涌,虽其传播力赶超了传统媒体,但在舆论的引导力、影响力、公信力方面有短板。公信力是传统媒体的核心优势。传统媒体要提高“四力”,首要的就是提高其公信力。

《传播信任》一书将社会转型期影响电视公信力的社会因素分为四类,即政治生态因素、经济生态因素、文化生态因素和技术生态因素,前三个因素是论述的重点。作者有着多年媒体从业经历,试图从媒体公信力的变化反观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因素的互动关系,进而为全社会信任体系的重新确立提供参考。除此,《传播信任》还有一些创新之处:

首先,立足于转型期国情,以社会系统的互动视野看媒体,研究视野较为开阔,以政治、社会生态的变迁,观照媒介体系变化。对政治与媒体、政治公信力与媒体公信力进行了互动考察,这是以往研究中较少论及的。

其次,富有理论与实践的建设性,着重探讨了电视媒介公信力降低的内、外部根源,较清晰地论述了媒体公信力发展的主要维度,着重于媒体公信力整体对策的构建。

再次,在社会生态层面,以媒介生态学、社会结构变迁互动,为电视传播还原了宏观环境,清晰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和空间。同时,以媒体公信力的演进反观社会转型中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,进而为社会信任体系的重新确立给出了参照和方法支撑。

另外,该书用全球化、国际化视野进行对照分析,把论述置于全球化语境下,与西方新闻界的公信力对照研究,并在对策分析中,立足于国际传播能力的现实博弈与角逐。

最后,原创性地提出一个核心理念:基于善的信仰,用秩序定义未来,作为全书的结论。以政治生态为源头,以舆论传播为引领,全面构建社会信任体系。以“善”为本,以“秩序”为实践突破口,社会信任的未来前途光明。在哲学上,清晰传承了我国的诚信文化传统,进而传承了民族文化自信。

总之,该书不仅对于传媒领域公信力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,而且对于关心社会转型研究的各领域人士都有特别的学术价值。

(作者王甫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;孙杰系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副主任)

【责任编辑:陈颖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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